爭點

檢察官以關係人身分傳喚甲作證，卻於取供後起訴甲，甲之供述證據得否於自己案件作為證據？

實務見解

至於偵查中所謂之關係人，並未於刑事訴訟法明定其屬性，惟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：「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，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。」可知除被告在其本人之案件中具有被告之身分外，其餘相關之人，實為人證之身分，如以其陳述為證據方法，因其並非程序主體，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，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外，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，且不生訴訟上防禦權及辯護權等問題。倘檢察官於偵查中，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，對於犯罪嫌疑人以關係人或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，令其陳述後，又採其陳述為不利之證據，列為被告，提起公訴，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行使，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。此項違法取得之供述資料，自不具證據能力，應予以排除。如非蓄意規避上開告知義務，或訊問時始發現關係人或證人涉有犯罪嫌疑，卻未適時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，即逕列為被告，提起公訴，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，有無證據能力，仍應權衡個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、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、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、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，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審酌判斷之。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373號刑事判決參照）

學說見解

倘檢察官懷疑犯罪嫌疑人涉嫌重大，已認爲犯嫌爲被告屬性，應以被告的程序規定處理；若檢察官以關係人身份傳喚，打算取供後再行起訴，將造成被告辯護權落空、緘默權喪失，取得之證據對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應不具有證據能力。

結論

　　實務見解認為被告除在其本人之案件中具有被告之身分外，其餘相關之人，皆為人證，故關係人亦屬於證人，如果檢察官蓄意規避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告知義務，對於犯罪嫌疑人以關係人或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，將其陳述後將其陳述作為不利證據，列為被告，依同法第九十八條、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無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，自不具有證據能力；如果檢察官並非蓄意規避告知義務，則原則上仍有證據能力，惟仍應權衡個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、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、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、犯罪所生之危書或實害等情形，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依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權衡判斷。

　　學說見解則認為應判斷關係人在刑事訴訟上的定位，以訴訟關係人身分接受偵訊時，不必具結，約談目的在於確認案情，而非偵查整個案件，供述與否屬訴訟關係人之權利，屬於「任意偵查」之一環。故，若涉及本案內容，則被告地位形成，可能使被告辯護權落空、緘默權喪失，所取得之證據對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應不具有證據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