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捷北捷隨機砍人事件發生後，社會輿論高度聚焦於重刑（死刑、無期徒刑）是否足以遏止犯罪。然而，從最高法院實務判決的觀點來看，刑法在面對此類極端暴力犯罪時，早已不再單純以「嚇阻效果」作為核心出發點。

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984 號判決即明確指出，對於故意重大侵害生命法益、且行為態樣已顯示高度危險性之案件，量刑判斷的重心，並不在於是否能促使被告悔悟或改過，而在於行為本身對社會所造成之客觀危害，以及是否已破壞社會大眾對基本安全秩序的信賴。法院亦特別強調，當犯罪行為已呈現對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安全構成實質威脅時，刑法即有透過嚴正刑罰進行社會防衛之必要。

此一判決思維，與鄭捷案的犯罪型態高度相符。其行為並非出於理性計算刑責後的選擇，而是長期敵意與扭曲認知累積後的爆發。對此類行為人而言，刑罰的存在本就難以發揮事前威嚇功能，因此法院在量刑上，更著眼於永久隔離與風險阻斷，而非期待刑罰本身能矯治其內在動機。

上開判決清楚揭示刑法的現實定位：重刑不是預防所有犯罪的萬靈丹，而是面對已無法挽回之極端犯罪時，維持社會安全底線的最後手段。若過度將防止悲劇重演的期待，全然寄託於判決結果，而忽略事前的制度介入與風險管理，刑法終將僅能在事件發生後，有限地發揮其功能。

然而，當刑罰已履行、判決已確定，司法的角色是否就此告一段落？在加害人被隔離、社會秩序暫時回復之後，被害人及其家屬所承受的身心創傷，是否真正獲得制度性的回應？刑法在劃下責任與懲罰界線後，司法是否仍有義務持續關注被害人的復原、生活重建與尊嚴保障？又或者，除了定罪與量刑之外，我們是否仍需要一套補足刑法不足的修復機制，來回應重大刑案留下的長期社會傷痕？

這些問題，將在下篇中，從被害人保護與修復式司法的角度，進一步討論。